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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耀:改变德国命运的两位总理
发布机构: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9-09-06

  自《国富论》发表以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一直被奉为圭臬,其本人也被不少人视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但实际上,亚当·斯密虽然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人及其思想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的全部,也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代代经济学家共同的思想结晶,除了亚当·斯密,世界上还有哪些经济学大师?德国因其严谨的治学风格,一直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诞生的摇篮。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

  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本期,我们将详细介绍德国两位前总理——阿登纳和艾哈德的故事。

  众所周知,艾哈德和阿登纳是两位改变了战后德国命运的历史伟人。他们两人是有着完全不同经历和气质的人。在阿登纳担任总理和艾哈德担任经济部长及艾哈德担任总理的长时期里,他们两人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和斗争,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但基本上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大格局。

  阿登纳187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科隆的一个法官的家庭,1967年4月19日逝世,终年91岁。他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弗赖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和国民经济学。1917年当选为科隆市长。那年他才41岁,风华正茂,是德国当时最年轻的市长。他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为此,他被解除了市长职务。1944年,他被捕后被关押在盖世太保的牲口房内,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出狱后他陷入了一生中最悲惨的境地。他没有自由,没有工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穷困潦倒,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二战后,时来运转,1945年5月,他被英国军政府任命为科隆市长,1946年1月,当选为新成立的莱因地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50年1月当选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阿登纳有极其丰富的政治领导才能和行政管理经验,但他基本上不懂经济。战后的西德面临着建立何种经济体制的激烈辩论。苏联希望德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主张德国建立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言而喻,由于美国在西德起主导作用,所以在西德难以建立一种完全像苏联所实行的那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也不会建立一种完全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这种经济理论和体制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业已破产。阿登纳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在经济上是个外行。于是,为了能在西德建立一种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既符合广大德国人的利益,又可得到美国认可的经济体制,他千方百计地寻觅一个既懂市场经济,又有一定名望,既在政治上反对过去的纳粹政治,又受到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赏识的人,既能同他站在一起,密切配合,又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人,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完全符合他所要的条件。这个人就是时任法兰克福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阿登纳求贤若渴,设法同艾哈德建立了联系并主动邀请他到基民盟代表大会上做演讲,宣传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主张。这一举措果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战后的德国人民普遍患上“安全综合症”。绝大多数德国人恐惧战争,渴望和平和安全。人民首先关心的是衣食住行、工作和安全。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当年,社会主席舒马赫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主张和口号,根本不知道人民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基督教联盟党在艾哈德的积极参与下紧紧抓住人民的心理,提出符合实际的纲领和主张,特别是货币改革和经济改革后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这一切为基督教联盟党在大选中获胜奠定了基础。

  阿登纳在1949年、1953年、1957年和1961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连续获得胜利,四度出任德国总理,长达14年之久,这个纪录直到1998年才被同为基民盟的科尔总理长达16年之久的任期(1982—1998)所打破。阿登纳为德国的复兴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了毕生精力。

  在1949年基督教联盟党在联邦大选中获胜后,阿登纳出任总理。他把领导经济的重任完全交给经济部长艾哈德,自己专门集中精力领导内政和外交工作。阿登纳在1951年同德国工会领导人达成了共识,签署了极其重要的协议,允许工人和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人员平起平坐,这使劳资关系得到极大缓和。所以,德国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公认罢工最少的国家之一。同时,阿登纳还用极大努力说服西方占领国尽可能地减少对德国工业设备的拆除,从而保存了德国的工业基础和实力。阿登纳在外交领域纵横捭阖,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同美国建立了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使西德长期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赢得了建设自己国家长期的“和平环境”。他同宿敌法国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和解,阿登纳和法国共同努力,成立了煤钢联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欧洲联合和实现一体化的轴心和核心。他同苏联改善了关系,使苏联释放了大批德国俘虏。这批德国俘虏大都身怀技艺和专长,成为德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为德国重建发挥了巨大作用。

  阿登纳在德国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人物。他逝世后,西方评论家称赞他“以他的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注1)阿登纳是一位跨世纪的传奇式人物。他经历了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四个性质不同的时期。2003年11月26日,德国电视二台举办了一次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的专题节目。结果是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赫然名列榜首。

  阿登纳经历了个人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命运的坎坷与艰辛,不同时代的风云变幻,政权更替,亲眼目睹了德国的成功和失败、德国重新崛起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面貌。

  晚年的阿登纳相貌奇特:头发稀疏,黑白相间,颧骨高企,目光炯炯,眼袋超长,脸皱纵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性格刚毅,百折不挠,办事沉着冷静,老谋深算,记忆力过人,反应敏锐,精力充沛,工作不知疲倦,但秉性孤独多疑,城府深不可测,被人们善意地称为政治上的一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狐狸”,是一位成功地玩弄权术的历史上不多见的政治家。

  与阿登纳纳不同,艾哈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艾哈德主要是靠自己的奋斗顺利读完中学和大学,并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政治学家。

  艾哈德第一次同阿登纳相识很可能是在1946年4月讨论成立美英双占区机构的时候。那时,双方初次相见,握手并不是那么亲切,只是礼仪性的,平淡无奇。1948年4月21日,艾哈德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获得阿登纳赞赏和推崇。阿登纳随即给艾哈德打电话,两人交往从此开始。那时,阿登纳已经是一位从政多年的老练的政治家,艾哈德尽管有过一段时间的从政经历,但经验不多,仍是新手。魏玛共和国时期,阿登纳担任科隆市长和普鲁士国家议会主席。阿登纳是波恩议会委员会主席,艾哈德是法兰克福的经济管理局局长。前者搞政治,后者搞经济。两者之间看来没有什么联系。阿登纳不了解不信任法兰克福的议会,不想在自己的政府内安排一名来自法兰克福的经济部长。但是,为了取得大选的胜利,阿登纳急需艾哈德这样的人才,因为艾哈德由于参与了1948年的货币改革和领导了经济改革,由于艾哈德亲手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而名声大噪,在人民中威望同舒马赫不相上下。阿登纳认为,如果把艾哈德拉到自己身边,取胜指日可待。777788nm大丰收商业银行代理保险

  1949年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根据此前阿登纳和艾哈德达成的君子协议,艾哈德自然而然地出任了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的出任说明阿登纳兑现了他此前的承诺。大家看得很清楚,基民盟由于推行了艾哈德的经济政策和路线才取得了大选的胜利,艾哈德的威望也因此大大提升。

  但应当看到,艾哈德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内并没有根基,没有自己的势力,甚至没有自己的朋友和知己。艾哈德在联盟党内的唯一“靠山”和“资本”除了他由于参与了1948年的货币改革和成功地领导了经济改革而在德国民众中形成的很高的威望外,就只有阿登纳一人了。但阿登纳实际上只是想利用艾哈德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艾哈德的真正靠山,也从来不想做艾哈德的靠山。不过,艾哈德认为,力争取得阿登纳的信任和支持对于他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阿登纳对艾哈德的经济政策几乎一点不懂,但他非常清楚艾哈德所取得的成就对大选成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后来的事实表明,阿登纳对艾哈德的支持是有条件和保留的,而艾哈德对阿登纳在政治上的尊重和忠诚是始终如一的。阿登纳不愿看到艾哈德的威望与日俱增。艾哈德的本性决定了他不耍滑头,对阿登纳的态度始终如一。但阿登纳一方面表示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忧虑和不安,因为这会使艾哈德的威望更加提高,逐渐构成对他的威胁。

  作为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对阿登纳总是忠心耿耿。他把阿登纳视为父亲一般,非常敬重。艾哈德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任劳任怨,经受了种种曲折和磨难,实现了西德的经济崛起和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

  艾哈德对阿登纳内阁在1949年9月20日的第一个声明还算是满意的,因声明提到了社会市场经济和未来几年的发展纲领。阿登纳承认,民众们首先选择了重建政策纲领,用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这就排除了大联合政府的可能。

  新的内阁内,在艾哈德和新选出的自民党主席、副总理兼马歇尔计划部长弗兰茨·布吕歇之间很快就出现了矛盾。艾哈德认为,布吕歇是个工业人才。这也是对的,布吕歇同工业集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布吕歇试图逐步缩小或减弱艾哈德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权力,企图把艾哈德挤兑到联邦银行行长的位置,最后由他和自由来掌控联邦经济部的权力。艾哈德很快察觉到这种情况,并在1949年11月24日向阿登纳写信报告了这个情况,寻求阿登纳的支持。

  实际上,阿登纳对艾哈德的工作基本上是支持的,从未考虑过解除他经济部长的职务,或像传说中把他派到法国去。这个艾哈德本人最清楚,他竭力巩固了社会市场经济。艾哈德认为,如果大权落到工业利益集团手中,这将产生灾难性后后果。

  艾哈德精通经济,但在组织能力上稍为逊色,阿登纳经常投以怀疑的目光。阿登纳甚至介入人事问题,有意在经济部安插自己的亲信。最著名的例子是1950年安排鲁特格·维斯特里克担任经济部的国务秘书,以便监督和控制艾哈德,最后替换艾哈德,但是维斯特里克对艾哈德很尊重,始终对艾哈德忠诚不渝,最后成了艾哈德的知心朋友。

  尽管在组织和管理上有一些难题,但总的来说,艾哈德仍能掌控经济部,并能使部内所有工作人员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图办事。艾哈德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不但体现在对外声明上,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和聪明才智。这涉及到一个领导人的领导风格问题。艾哈德对他的工作人员充满了信赖和期待。艾哈德的团队能够同他同甘共苦,克服艰难险阻。

  艾哈德虽然非常尊重阿登纳,但并不是不分是非,一切唯阿登纳马首是瞻。艾哈德在重要的人事安排上并不完全听从阿登纳。艾哈德自己决定安排米勒—阿玛克为联邦经济部司长,后来又提拔其成为主管欧洲问题的国务秘书(副部长)。阿登纳对艾哈德提拔和重用知识分子的做法很不高兴。米勒—阿玛克对艾哈德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联邦经济部这个巨大平台上,艾哈德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充分调动了德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迅速重建了家园,因此受到人民的称赞。

  阿登纳曾经赏识艾哈德的经济才华,但对艾哈德日益增长的影响又感到焦虑和恐惧,深怕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就采取种种手法对艾哈德进行贬低、打击和拆台,开始逐步实施“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手法。

  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贡献,诸如关于德国基本法的讨论等都叙述得绘声绘色,非常详细,但对像艾哈德创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这样重大事件,却轻描淡写,只有寥寥数语,甚或找不到一句赞扬艾哈德的话。阿登纳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不是他的事业,是过继来的。阿登纳曾一度试图取消社会市场经济,如果不是艾哈德的坚决反对,德国很可能要使用票证,很可能用计划经济取代社会市场经济。艾哈德坚持,可以没有证券,可以不使用票证,德国人民也能渡过难关。事实证明,艾哈德是正确的。

  由于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人们常常把艾哈德和阿登纳两个人的名字相提并论。阿登纳不以为然,对艾哈德很冷淡。

  由于联盟党内要求艾哈德当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这种形势,阿登纳自己宣称将作联邦总统候选人。

  后来,由于对艾哈德极度不信任,阿登纳发表了自己必须留任总理的声明,因为否则他的外交的连续性就会受到损害。他开始了同艾哈德的“冷战”。他对《纽约时报》露骨地表示,一个人不需要在政治领域有经验,就可以成为优秀的经济部长,在当前这个时期,人们必须谨慎。这种公开指向艾哈德的言论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他曾错误地认为,联邦总统可以制约总理。这样,即使艾哈德当了联邦总理,也仍会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他错了。人们认为,作为那么一个资深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德国是内阁制国家,不是总统制国家。后经顾问提醒很快又撤回了自己曾想当总统的表态。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导致了普遍的思想混乱。后来,阿登纳试图想让艾哈德来当总统,以便让出总理的位置,遭到艾哈德明确拒绝。

  阿登纳的错误在于,他把他的权威看得如此强大,以致他能够决定新的总理,可以限制联邦总理艾哈德的职能和权利。当时的形势是,议会党团明确认为,如果阿登纳成为联邦总统,艾哈德将成为总理。阿登纳挖空心思,或者不让艾哈德担任总理,或者把艾哈德推向没有实权,只具象征意义的联邦总统位置,但都没有如愿。

  艾哈德对阿登纳一直非常尊重,从来不与阿登纳竞争,更不想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阿登纳总理的推翻者。艾哈德谦虚谨慎,从不张扬,把自己同阿登纳比高低。艾哈德一向认同阿登纳的伟大业绩:他把德国从一个被占领的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昔日占领国的强大盟国。有大国外交政治风范。但阿登纳并不是反过来同样认同艾哈德。艾哈德创造的“共同富裕”为阿登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内政基础。阿登纳更倾向布雷塔诺,而不是艾哈德作他的副手。

  德国民众认为,阿登纳和艾哈德都为德国的重建、崛起和重新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回到世界大家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然而,阿登纳不能容忍人们把艾哈德同他相提并论。阿登纳一直认为,艾哈德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二战后的德国是一个被彻底肢解和濒于灭亡的国家。就是在这片到处是断壁残垣,人们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争废墟上,联邦德国在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第一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领导下,绝处逢生,经济迅速崛起,先后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来虽被日本超过,但在欧洲一直独占鳌头。

  阿登纳和艾哈德两人一起改变了德国的命运, 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伟人。德国人民由衷地感激他们,永远铭记着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为德国所做的一切,称德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阿登纳和艾哈德时代”。

  阿登纳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著名战略家、谋略家和政治家。艾哈德是一位深谙经济科学的经济政治学家。

  值得称赞的是,两人把各自的理念和主张有机地完美地结合起来,共同改变了德国的命运和未来。阿登纳和艾哈德共同创立了颇具德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学理论。“经济政治代替了地缘政治。简而言之,西德的面向老百姓的力量和财富是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影响的根本源泉。经济力量代替了军队和武器,成为这个年轻和富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命运的最终主宰。这是一个胜利,但它并不是俾斯麦、威廉二世皇帝所信奉的地缘政治传统学派的胜利,而是由阿登纳博士和艾哈德教授所创立的经济政治进化派学说的胜利。赫尔穆特·施密特及其被非马克思主义化了的社会人在最近十年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派学说。”(注2)

  阿登纳和艾哈德具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理念:赞同德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信奉并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主张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因此,两人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分歧和矛盾,但为了使德国能够完全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繁荣富强的国家,两人仍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成功合作长达14年之久 。

  但应当看到,他们两个人只是合作伙伴,从来也不是朋友,而且有时甚至成为对手。1976年,艾哈德曾讲过,阿登纳“是一个莱因人,我则是一个弗兰克人;他是一个法学家,我则是一个经济学家;在步入政治红尘之前,我一直是一个经济工作者,阿登纳已经做过科隆市市长,成了一个深孚众望的管理专家,并由于担任过普鲁士国家议会主席而闻名整个帝国。那时的我,在他的眼里,还是个年轻人。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48年夏天,那时我57岁,而阿登纳差几个月就满73岁了”。(注3)

  应当说,阿登纳和艾哈德两人互有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互相利用,各有所图。为了西德的命运,两人进行了密切的配合,然而出于各自的考虑,又是一种难言的很痛苦的结合。不过,在面临共同的任务和政敌时,两人尚能保持一致,共渡难关。应当看到,如果没有阿登纳为德国所创立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基督教联盟党的这个巨大平台,艾哈德也就无法充分施展他的才能,从而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同样地,如果没有艾哈德领导下的德国经济迅速崛起,阿登纳也就没有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实力。

  总之,阿登纳的成功是与艾哈德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同样地,艾哈德的成功与阿登纳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阿登纳成功的一半是属于艾哈德的,反之亦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登纳和艾哈德已经成了德国成功崛起和富强的符号和标志。阿登纳和艾哈德两人是联邦德国成立后的两大支柱。美国人埃德温·哈特里奇在其著作“第四帝国的崛起”中深刻指出,“如果说阿登纳是德国这艘轮船的船长,正自豪地站在驾驶台上指挥航船返回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集团之港,那么,艾哈德就是甲板下轮机仓中的司炉。他不断地添煤,烧火,用蒸汽推动着涡轮机,给航船加足马力,全速前进!”。(注4)换言之,如果说二战后的德国是一辆飞奔的汽车,那么,阿登纳就是掌握方向盘的经验极其丰富的司机,他深深懂得如何控制速度,适应路况和环境的变化,快慢有节,向着既定目标前进。艾哈德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他深深懂得,经济决定政治,只有经济发展了,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油箱才能总是有足够的油供使用,发动机才能不懈地运转。这部“德国汽车”才能朝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和目标持久地奔驰!

  阿登纳和艾哈德这两颗曾发射出耀眼光芒的巨星虽然早已陨落,但他们将永远活在德国人民心中。前者为二战后德国确立的政治方向和创立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与后者为德国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一直是德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未完待续,每周持续更新,欢迎关注微博话题#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讨论,关注网易研究局官方微信公号(ID:wyyjj163)获取最新内容)

  (2)[美国]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范意世译第3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4)[美国]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范意世译第17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第9期:艾哈德的七位人生导师——安德雷亚斯·弗格特、卡尔·特奥多尔·封·艾贝格、阿道夫·君特、弗里茨·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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